现代摄影与当代戏曲的巧妙结合

　　现代摄影与当代戏曲的巧妙结合

　　                 ——新京剧《金锁记》的大胆体验

　　对经典女性文学作品的二度加工几乎算是京剧尚未开辟的一块处女地，国光剧团将《金锁记》拿出来呈现，既是对京剧艺术表现题材的扩展，更是艺术创新的大胆体验。

　　《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曾得到许多批评家的赞誉，傅雷先生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夏志清教授则称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在张爱玲自己看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京剧《金锁记》选择曹七巧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参考张爱玲晚期作品《怨女》，彼此重叠或并置，以意识流为手段，采取“虚实交错、时空叠映”，达成“自我诘问”的性格塑造，以及“照花前后镜”的结构照应，将京剧的叙事、唱段与光影、音声的错落层叠相结合，成功体现了张爱玲作品的“华丽与苍凉”。

　　然而，很多人对《金锁记》的好感，并非是从舞台开始——早在走进剧场之前，该剧诡异而瑰丽的海报，以及华美的宣传册，就已经开始征服观众的心。台湾的舞台作品素来重视宣传营销，在各种宣传营销手段中，摄影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很多场合下，摄影作品甚至能够成为舞台营销的唯一主角。

　　相信很多人对以摄影作品作为戏曲营销主力的印象，是从青春版《牡丹亭》开始的。纵是白先勇先生到各处开讲座宣传的时候不带着戏，听众们也能从投影仪上，看到那些由摄影大师许培鸿的先生拍摄的经典宣传照。苏州园林的精致，沈丰英的灵秀，俞玖林的俊雅，乃至小春香的俏皮，在许先生的镜头中都被表现得惟妙惟肖，让观者恍如自己就置身于这出戏中。正是因为有了许培鸿先生的照片，才让观众对青春版《牡丹亭》产生了未演先熟的亲切感，进而使这部戏在各地未演先红，为后来全国巡演时的一票难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摄影作品成为戏曲营销主力的成功案例。

　　为营销而拍摄的戏曲舞台，应该是记录多些，还是表达多些？实际上两者在拍摄的当下都是涵盖的，但拍摄的当下那般微妙的差异区别只有摄影者自己知道。在拍摄戏曲舞台时，摄影者实际上是处于捕捉等待的立场。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势必需要多次拍摄同一个主题、同样的演出，这是一种对细微观察力和审美变化的考验。无论是第几次观看演出，无论耳边响起的每句唱词是否都已烂熟于胸，都必须将每次拍摄当作第一次拍，用心的去拍。对于舞台营销摄影而言，情感和技术这两样元素都很重要，而情感则是摄影作品的灵魂。在后期处理时，摄影者如果观点定位偏差，就很容易让主题失去”原味“，而陷入一味地要求锐利、鲜艳、无暇的死角。所以创作者的心中一定得有一把尺，这定然需要有多年经验累积才能达到。一批优秀的戏曲舞台摄影作品应该是360°式的全景展现，它除了是市场营销的好助手以外，更应该成为可以跨越时间的永恒经典。

　　再回头来看《金锁记》。

　　该剧的剧情并不复杂，但在舞台转换上却极具电影蒙太奇的感官体验。例如剧中场次的时空转换都是以人物意识变换为准，前一秒曹七巧还在说要帮长白找个媳妇定性，后一秒长白就披红挂彩举行婚礼，而曹七巧甚至安坐烟榻都未离开。这样快速的时空转换，给摄影者寻找当下的情感制造了难度。因此，在拍摄《金锁记》的时候，应寻找重视人物情感的“反差”：曹七巧虽未离开烟榻，但其身后却人物流转，所以，应将焦点锁定在曹七巧身上，同时制造舞台纵深场景的动态性。这种背景的动态，恰似曹七巧平静外表下，内心的不断变化和扭曲，似有若无，不可捉摸。国光剧团的灯光团队十分严谨，追光甚至可以精确到某一点上，这也给我们的舞台摄影提供了极大的可发挥性，但是《金锁记》总体较暗的舞台效果确实不适合拍摄大全景，而更适合局部表现。

　　该剧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宣传照，是其戏单的封面——曹七巧冷漠的面容与她手握的扇面上眼中含情的自己差之千里。这是一种典型的女性视角，它深刻感知到了女性惯常的内外表现差异，然后巧妙地通过平面的方式，将这种敏感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在这个读图时代里，这样直观的表现方式，更有利于没有阅读过张爱玲作品的人，在观剧前管窥到这部舞台作品的女性内涵，同时也将《金锁记》的营销推到了一个最为直接的情境中。

　　当戏曲摄影作品上升为戏曲营销的一种手段时，戏曲摄影的价值本身也被提升了一个档次，从原本的附属升级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因此，在未来的戏曲营销竞争中，好的平面营销团队，包括摄影师和平面设计师，必然将成为戏曲院团不可或缺的人才。(福建京剧院 巫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