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影展：性别教育与跨界经验（三）——台湾女性影像学会理事长王慰慈女士访谈

　　台湾的兰屿是达悟族居住的地方，那里以前很多老人生病后就到近乎是后院的小房去居住，和一家人隔离。这件事被一位当地的护理师张淑兰拍成了纪录片《面对恶灵》。达悟族的传统观念认为老人一生病，就是有邪灵上身，所以即便是自己，家人、小孩都有忌讳，只好一人从生病到去世都是如此孤苦伶仃的面对疾病的日子。张淑兰充满了怜悯之心，她后来培训了当地妇女起来进行居家照顾。

　　刘：女影学会很大一部分的工作重心是宣传推广吗？

　　王：到现在，我们还是用这样土法炼钢，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方式来经营。其实我们的野心并不大，从校园慢慢扩大到团队，从团队再培养志工，志工再到邀请老师，一点点扩大。除了女影的官网以外，还有facebook、博客、新浪网等网站，可以看到实时的影片广告和影评推荐文章。近来也以小小问卷的方式，问观众从哪里听到消息、性别、职业、年纪，对什么主题感兴趣，累计E-mail 地址，这些都属于女影的资产之一。我们也设计很实时的EDM（电子化的一封信，小型电子宣传图册），实时发送影评推荐文章、选片密笈等，一发送就是几千份信。每两三天就一封。将来一办活动，我们就会发给他们EDM，希望更多人都能看到听到。无论是透过课堂的传统宣传方式，或是有通过网络化、现代的方式，或是透过报纸、广播、电视，我们的女影讯息量在台湾艺文活动或相关影展中是很大量的，有了这些网络讯息就可以传出去。这些经验都是年年累积出来的。

　　同时配合的还有影展前，我们也会在咖啡厅、诚品书城举办影片导读、试映会，邀请一些重要影评人、老师、记者们，来看试映会，请她们给每部片子写影评。我们宣传的力度这么多，也是因为我们训练不少的志工群。当大家有意识到性别这个概念时，你就会发现那是影响你的生活，是一种生活人与人相处的态度，是和与每一位都息息相关的时候，它就不再是纯艺术的，而是生活的一部份。比如，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十分要求我们女孩的坐姿、服装、说话方式，对女孩的要求就十分严格，但对我哥哥，却没有这样的要求。妈妈告诉我你这么不能这么做，那儿不能做什么，给予女孩很多限制和约束。我们有一年的专题就是“性别与母女”，在女性主义的研究中也是发现原来在掌控我们意识形态最直接影响我们的就是母亲的角色。因此，我们会这样大力去作推广，主要也是一种教育的、改革的想法。

　　女影学会请来当红明星为影展助阵

　　刘：女性影展的宣传手册包装得特漂亮，特别时尚，里面还插入了很多商业广告，感觉女性影像学会是一个充满活力、想象力的团队，将公益教育与商业营销结合得很棒，很想听听关于这方面的营销理念、经验方面的介绍？

　　王：你真的是一个很会观察好东西的人。我们女影的确很注重每一届影展，或任何一个项目主视觉的设计。它代表着主题内容整体的理念，是一种影像传输的交流。每一个设计都必须有力量，可以吸引住我们的目标对象。通常我们会将主题构想和设计者作沟通，然后针对不同设计者的好几份不同初稿，我们团队开始讨论经过修改，最后选出几种不同款式，再来大家投票，决定最后入选者。女影很理解营销的重要性，现在是视觉说话的时代，第一步一定要有吸引人的文宣、策略，否则在众多的艺文活动中我们就很难脱颖而出。除此之外，还包括策划精彩的周边暖身活动，再现女影的活力方面的活动。不管是和公益结合，或和商业营销结合，这些都是创意产业经营很重要的一环。我个人的背景是影像专业，我很庆幸自从由美国UCLA回台湾后，我就一直待在淡江大学传播系，系上一直以来只有我一人是学影像艺术的，寂寞是寂寞，但是某一方面来看，这比我当初去纯电影系所任教要来得好多了，因为我系上的传播老师来自传播界、广告和营销界，这些都给了很多跨领域的知识。因此，当我这4年多来担任女影理事长的工作时，整合了自己多年所学的经验，为女影带来一点贡献，我对上帝是很感恩的啦。

 时尚新颖的宣传手册

上图分别为2007年、2008年、2010年、2012年台湾女性影展的主视觉图。

　　刘：你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

　　王：是的，非常细。台湾影像教育工作不只有女影的人在做，很多团队都在做。我自己本人另一个身份也是台湾民族志学会的理事，胡台丽老师是这学会的创办人。举一部片作举例，台湾的兰屿是达悟族居住的地方，那里以前很多老人生病后就到近乎是后院的小房去居住，和一家人隔离。这件事被一位当地的护理师张淑兰拍成了纪录片《面对恶灵》。达悟族的传统观念认为老人一生病，就是有邪灵上身，所以即便是自己，家人、小孩都有忌讳，只好一人从生病到去世都是如此孤苦伶仃的面对疾病的日子。张淑兰充满了怜悯之心，她后来培训了当地妇女起来进行居家照顾。她来教这些照顾者简单的老人护理，给老人洗头、洗澡、换衣服、服药。带老人出来散步。因为他们长期在黑暗的斗室里，根本没见太阳，眼睛都快瞎了。当初这些妇女志工，都是偷偷的出来服务，根本不敢跟老公讲。后来她们渐渐扩大成为几十人的团队，都是秘密地进行。每周固定探视老人，给老人极大的安慰。

　　整个影片非常纪实、没有太多花俏，但令人很感动。这部片子后来在台湾各地、甚至回到兰屿放映，甚至到了海外影展，得到很多的关注，也为当地募了款。这部片子当初由胡台丽老师引到国际影展，去了好几个地方，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效应。兰屿的老人状况渐渐有了改善，张淑兰还继续拍摄第二部片子，后来又开始去研究所念书。

　　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让更多好的影片能得到曝光，她们的发声，能够被听见。早期有人一听到我们在搞女性影展，就会与某种女性主义激进派的想法联想，以为我们想要造反。现在发现给女性影像创作有表现的空间，反而是促进社会关切的力量。

　　刘：现在女性影像学会是属于社团性质的？

　　王：是社团法人，是在政府里登记的，里面规定每年理事要有15位，监事要3位，我们的财务报表、会计运作、票房收入，每年都有专门的会计师作帐，提供政府作报备。每年至少要开两次的的理监事会议、理监事改选等等，一切按组织法规定也都要报备。

　　刘：有没有一个实体空间？

　　王：当然有。过去经费拮据时，我们在台北市曾搬过四个地点。现在我们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大同区有一幢大楼里，有一层我们自己的办公室。那幢大楼是属于台北文化局的财产，叫做艺响空间，我们因为是表现优良的NGO艺文团队，每两年政府请7位专家作评鉴，我们有幸这6年都被选上，就在这里扎根了。驻进的团队还有二楼的纪录片工会、台北市花卉博览会办公室等等。

　　刘：谈谈女影学会内部的团队协作情况？

　　王：我们的团队，平时大概有五位专职人员。但从每年的5月到12月份左右，因为配合影展的筹备到举行，我们团队会增加到12位，其中行政部分大概还要志工四到20多位。招募志工时，有很多人报名参加。我们会给予教育培训，让她们很快的进入状况。今年我们还特别给予放映电影、培训他们写影片观后感，根据她们的表现，发掘优秀人才。他们写的东西，我们今年有了新构想，在ＥＤＭ中放入优选出来的文章（影片介绍）。以往我们都请专家来写，后来我们发现有些志工以新人方式推荐影片，也有很不错的水平表现，就让她们写500字左右的影片观后感。大家很高兴能被选上，透过网络分寄给广大的群组，很多人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与简单的背景介绍，比如某某大学同学，大家都会引以为荣。

　　女影办公室，女影工作人员与国际性别平权参观团合影

　　刘：我接触过国内一些女性导演，她们对女性主义比较反感，不愿意被标签化，女性主义在中国不太被主流学术所承认。

　　王：台湾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特别是70年代，和80年代，有一些女权运动者，她们的婚姻破碎，人家就把她们贴上标签。现在时代不同了，台湾的“教育部”还明文规定，各级学校和机关组织，都要有性别相关委员会成立，是强制性的，还要写出法令条款，保护受害者。比方一个职员，她的上司对她说了污秽的言语，或是对她身体作了不合宜的动作，以前女性只能碍于对方是长官或是老师，忍气吞声。现在只要能够取得证据，对方是会被纠举的。若是上级单位接到报告，不愿意处理，吃掉案子，这也是违法的。我常讲女性主义的概念，基本上就是提倡对性别的尊重和平权，没有理由排斥这样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