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的变革，是绕不过去的。你不要以为你经济发展了，你就绕过去了。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积极的建设者，去推动这个国家变革，去累积这个国家变革的可能性。而教育该怎么做呢？就是要回到教育的立场上，去做教育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也许就是让孩子睁眼看世界，让孩子从各种禁锢中慢慢去明确自己的责任，慢慢去长成一个对社会更有担当的人。 学校文化一定要从源头说起
方陈：今天大部分学校都意识到建设新的校园文化的重要性，但在急于求成的时代潮流中，也不乏有些学校提的口号震天响，实际做的东西却都是假、大、空。对于那些真正有志于校园文化建设的校长和教师们，你有何建议？
张文质（教育学者）：对此，我总是很容易想到契诃夫说的一句话：我们最要紧的是，要一点一滴地挤掉我们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掉我们身上非人性的、粗暴的、粗鲁的、野蛮的、极端的毒汁。我有一次从厦门去莆田，跟我同车的是国内一个著名学者，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前面有一辆车一直挡道，这位学者就跟司机说，你赶快超过他，然后我们一起对着窗口骂他。果然，超车的时候，两个人齐声骂那辆车的司机，一个人用莆田话，一个人用普通话。那时我就特别感慨，我想，当我们说着那么崇高的理念时，回到生活中，我们依然可能是个有很大麻烦的人。
我们的变革还是要回到学校的出发点，“宁近勿远，宁浅勿深，宁下勿上，宁低勿高”，回到最基本的、可行的、稍微变革就能开始的起点上。这实际上跟“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形成了某种张力。“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它强调的是对好的范本的理解和学习，而“宁浅勿深，宁下勿上”更强调的是一种行动的方式，是从每一个最切身处开始变革。
变革就是不断地使地方知识具有普世意义。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念里面旧有的东西，哪一些具有普世价值？比如说让山村学校的孩子唱民歌，让民歌成为学校文化的主旋律，我相信这种文化同样具有普世价值。我们大陆这些年学校之间在并校，台湾由于人口的缩减，也在并校，但是台湾与我们的行政化的并校不同，台湾对学校都有个周期：给你三年时间，你能不能找出一个证明这所学校存在的理由？哪怕规模再小，只要你找出这个理由，你的学校就能继续存在下去。这个理由一定是——即使是本土文化、区域文化、村落文化——具有普世价值的。这是可以给我们启迪的，这种自我寻找，其实是对学校文化的重新确认。同时，变革也是不断地使普世知识成为学校新文化、新习俗。这一方面是对地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不断的发掘、确认，另一方面是让具有时代精神的普世价值观不断进入学校，成为新文化。对学校而言，我们真的需要反省：能不能在孩子身上植根人类的共同的价值观？
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和文化开放的时代，人的表达能力就变得很重要，你能不能把简单的话语说得很生动，能不能把复杂的话语说得很通俗，能不能把枯燥的话语说得非常有吸引力？这其实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很基本的素养。但在另一方面，在由巨大的文化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所构成的复杂的人际关注中，你能不能跟你的对手，甚至是不认同你文化的人合作？我觉得现代精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跟与你价值观不同的人对话、交往。
所以，当我们谈到学校文化的时候，一定要从源头说起，从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生命素养说起，包括人际方式、言语方式。我们是一个“旧人”，比如说今天教育的变革，有很多是体制性的原因，但我更多看到的是我们自身文化方面的不足。
学校文化是有边界的
方陈：那么，对于你来讲，你会不会经常去想象一种“乌托邦”式的校园，并在校园里建设一种理想化的学校文化？
张文质：当我想到学校文化，想到办学理念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很难去描述某一种理想化学校的状态。我们今天累积的所有变革，实际上是为了更大的变革，而更大的变革就意味着我们很多缺失的权利、缺失的保障、缺失的社会对学校最有力、最充分的支持，都要从头做起。
有很多的变革，是绕不过去的。你不要以为你经济发展了，你就绕过去了。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积极的建设者，去推动这个国家变革，去累积这个国家变革的可能性。而教育该怎么做呢？就是要回到教育的立场上，去做教育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也许就是让孩子睁眼看世界，让孩子从各种禁锢中慢慢去明确自己的责任，慢慢去长成一个对社会更有担当的人。
方陈：你一直强调教育要回到“人之常情”、“人之常性”，教育要从根基上护育儿童身心的成长，那么，教育应当怎样才能回到“人之常情”，回到“人之常性”呢？
张文质：首先，教师作为一个人，需要有对“人之常情”的最基本的思考。我小学时个头很矮，比较调皮，又经常被班上同学欺负。有个同学欺负得我最厉害，我就找老师告状，我跟老师说，某某同学刚才又欺负我。老师说，要不是你坏的话，他怎么会欺负你呢？其实，同学欺负我没什么，但老师一说完，我立马嚎啕大哭。“此恨绵绵无绝期”，已过去三四十年，我还记得这件事。后来我就想，我们先不要上升到太高的层面上去想这个问题，即使以人之常情来说，老师也不能这样回答，哪怕老师觉得这个孩子整天告状有点烦，也不能跟他说“你要是不坏他怎么能欺负你呢？”这位老师的名字我记不住了，但是他说的这句话，包括当时他脸上的那种有点嘲讽的表情，我都还记得。
另一个层面，教师还需具备“师之常理”，这是一个教师所需要具有的专业性。有人说教师要有高过普通人的“境界”，但我觉得提教师的“本分”，比提“境界”来得实在。本分尽到了，本身就是一种境界。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教师的本分来理解我们的工作。
我经常会用一种“非教育学”的表述跟教师谈适合当教师的三个“条件”：
第一，家里比较有钱的人，可以当教师。他不是为生计而教学，钱多一点少一点，不会计较，也不会在乎，情绪稳定，心平气和。
第二，身体健康的人适合当教师，因为教师这个工作极其琐碎，需要耐心，要有恩慈，需要有同情心和承受力。一个做教师的人被学生伤害，这是他的宿命，没有当教师的人不受学生伤害的。当教师经常要承受这样的打击，如果你没有开放的心灵，没有一种比较好的承受能力，更重要的是，没有对这个职业本身的理解，就很容易发生师生冲突，就很容易用不同的尺度去对待学生。
第三，童年过得比较好的人，更适合当教师。童年得到很多疼爱的人，生命会更加舒展、欢快、饱满，就像一个吸纳了充分的阳光和雨露的果实一样，长得特别饱满，里面都是汁水，都是甜蜜，都是美。这样的人感受过--尤其在亲子关系里面--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所以，当他遇到挫折时，他就更容易承受。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的文化、学校的办学理念，它总是有个“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意味着它没办法代替家庭，甚至也很难抵消社会对孩子的影响。教育终究不能代替家庭，教师终究不能代替父母，所以要谈学校文化，缺少家庭的介入，缺少家庭的参与和认同，是建立不起来的。美国一项研究表明，家庭对学校正态的介入越多，对孩子的成长越有利。（方陈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