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县陈氏文化研究会将出版陈朝老纪念文集,文友陈颖华嘱我写一篇文章。我平素对陈朝老未有研究,却认为政和县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013年4月4日清明节,政和县在陈朝老的家乡石门村举行了陈朝老诞辰936周年公祭大会。陈朝老作为北宋末年的太学生,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尤为后人乐道的是,他忧国忧民,一生三次向朝廷上书,为清除时弊不畏权贵,为江山社稷仗义执言,尤其上奏《弹劾蔡京案》,震动朝野内外。当他革职返乡后,宋室南迁,赵构于建炎元年(1127年)建立南宋王朝,念及陈朝老的才学,三次下诏书请陈朝老入朝为官,均被陈朝老婉拒,借故不出。
出将入士,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陈朝老身为太学生,能为朝廷出谋献策是他孜孜以求的梦想,报国有门,本来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应当珍惜才是,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甘于归隐山林,淡然处世。陈朝老面对三次诏书,坚辞不就的气节,足以让后人敬佩!在他的身上,受制于入仕与出仕、自我人格的独立与主流社会的迎合之间的纠结,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陈颖华系陈朝老的的33代裔孙。几年来全身心地投入到陈朝老的典籍中,史海钩沉,并为张罗政和人文而不遗余力:积极参与重建“云根书院”、筹办“历史名人堂”影雕展示、研究当地民俗文化、组织公祭活动、出版纪念文集……如此概述只是点到为止,但事无巨细,劳心劳力,非亲历者恐难体会其艰。陈朝老历代志书虽有所记述,但大多都是吉光片羽,埋入历史的尘埃,整理、挖掘、研究、提炼等工作想必牵扯了陈颖华不少精力,但他乐此不疲,却因未能抵达陈朝老的精神高度而更加努力。他坦诚相告:“由于历史久远,文献资料有限,尤其是朝老公亲笔文章与书信更少,今人还无法全面、准确地了解陈朝老的思想行为与精神世界。”出版纪念文集是追溯与敬仰一种资源,更是对这一资源的认识再提高。也许有人会说,陈颖华所做的是光宗耀祖的事。但我不这么认为,陈朝老是陈氏家族的骄傲,也是政和人甚至是闽北人的骄傲。陈朝老不是列入“闽北十大历史名人”了吗?由此可见其拥戴的程度,亦可见政和几年来重视研究历史文化工作上的成果!
政和于我,认识是肤浅的。平生只去过一次,逗留了一个晚上。当陈颖华将陈朝老纪念文集部分内容发给我时,与其是认识学习陈朝老,不如说是进一步了解政和这些热心文化的有识之士,他们的形象、他们的作为,竟如彩云浮飞,不一齐儿聚拢在我的脑海。由模糊至清晰,从抽象到具体,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明晰的印象:他们活跃在各自的岗位上,却为了乡贤的塑造、家乡的文化建设走到了一起;他们表达的方式捐资献智出力各有不同,却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让这一脉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并且发扬光大。他们岂不亦是一群乡贤,一群站在乡贤陈朝老背后的另一群乡贤吗?!
由此引发我对姓氏文化研究与乡贤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思考。就我见闻所及,目前我省姓氏文化研究比较热络,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这是哲学命题,也是人类终极的追问。这大概是姓氏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的一大原因吧。但我认为,姓氏文化研究只是先贤文化的一条支脉,从弘扬乡贤文化视角切入,服务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内涵和外延较之姓氏文化研究更宽泛一些,作为空间也大一些。
乡贤文化是所有精神文化中特别值得珍视的部分。因为文化作为“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往往为民族的地域的集团成员所共有,它包括这一民族、地域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大英百科全书》)。而乡贤文化恰恰是最能体现这一文化产生渊源及其价值取向的:它缘于共同的“生活结构体系”而生成,其凝聚的精神文化必能对本地域产生最直接最有效的“激励作用”。一个不懂得传承本民族优良传统的民族是可悲的,同样,一个地域不能有效地继承和弘扬本地的乡贤文化也是短视的。这正如郁达夫所言:“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敬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即此而言,弘扬乡贤文化之举,应该值得大力推崇与倡导。
事实上,重视乡贤文化,承传乡贤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返观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人,他们的成就与成名,总是无法割断同生养他的文化母体之间的精神联系,在他们身上也总是难以抹去深受本地域文化传统影响的深刻印迹,因而也最懂得乡情、乡贤之可贵。中国20世纪的文化伟人鲁迅,当是此中翘楚。早在青年时期,鲁迅就热烈呼吁:中国的“明哲之士”,应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因而他对中国“固有之血脉”,特别是对与其血脉相通、感情相联的越中“乡前贤”始终有着不可言说的亲和力,于是便有他自觉赓续乡贤精神的热烈呼号和热情投入。“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越铎〉出世辞》)。这是他对故土的历史审视,于是就有他对络绎而生的乡贤的热情赞扬;而古越会稽几乎是“十步之内,必有先贤遗迹”,所以在他走出越中以前,就有“集资刊越先正著述”,“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之举,这是他挖掘乡贤思想文化资源供后人“景行”的一种创举。可以说,鲁迅成就为文化伟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乡贤文化、乡贤精神的自觉传承,而他对乡贤文化的大力弘扬,更应成为后人的表率,尤其对同样置身于闽越文化圈内的政和后人有着更直接的启迪意义。
闽北自古就是闽地乃至岭南沟通中原文化、经济、政治的走廊和桥梁,同时又是中原汉文化入闽的第一驿站,闽越文化的摇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浪淘沙,逐渐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特征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规范、文化形态、历史遗存和社会习俗。这些精神性的文化资源,对于政和的发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我不揣浅陋地以为,从乡贤文化视角参与历史文化研究,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角度,它将历史研究与现实观点融为一体,使文化挖掘与经济发展相互联动,本土传承与海外联谊彼此促进,具有更切实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乡贤文化研究有无可漠视的价值,也有值得研究的文章可做。
政和县较之闽北其他县市,建县历史不算太长。其来历却有一段佳话。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宋徽宗品白毫银针贡茶之后神清气爽,龙颜大悦,遂将“政和”年号赐做县名,沿用至今。因此,今人把北宋末年的陈朝老列为政和县首位历史名人就缘于此。但政和历史上世称“先贤教化之地”,风云际会,代有人才。特别是宣和年间朱熹之父朱松莅任政和县尉,倡导教育,先后创办了云根、星溪和熊山书院,于是读书向学之风兴起,研经致史之气勃发,教育的成效促成了人才的脱颖而出。除了陈朝老,还有宋代龙图阁直学士邵知柔、明代礼部左侍郎吴廷用、中宪大臣陈桓等都是政和的一代名流。在渊源深厚的历史之地,乡贤文化就像是一笔祖先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它是政和文脉,深深植入在政和山水之间,大量散落在民间村落之中,一旦毁掉则不可再生。陈颖华等政和一班志同道合的群体,不论是陈姓还是非陈姓,从陈朝老乡贤文化做起,更希望他们并不因此而止步,从姓氏文化逐渐扩大到乡贤文化,能够更多地挖掘、整理、弘扬政和的乡贤文化则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推而广之,如果福建省每一个县域,都能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在因地制宜地挖掘人文历史资源的基础上,用乡贤之魂唤醒沉睡的县域人文资源,让乡贤回归故里,让故里崇尚乡贤;让故里重新响起乡贤的声音,让乡贤精神在故里发扬光大。这才是对故里乡贤最好的纪念。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用县域文化的繁荣融入文化强省之中,则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文化是县域个性的重要载体。每个县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演进特征,从而构成了地域的文化生命体征。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创造个性化、艺术化地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历史文化景观是地域个性构成的主要因素。保留历史遗存,也是保留县域特色。保护县域的重要文化记忆,就是保护县域的历史,保护地域的精神传承,保护地域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因此,延续县域的人文生命,延续县域的历史感,进一步挖掘县域文化的特色内涵,是乡贤文化建设的一种内在追求。
一个县域,有历史才有底蕴,有文化才有内涵。“江山也要伟人扶”,历史上的圣贤学者和仁人志士,往往成为县域人文灵魂的亮点。用乡贤之魂点亮前行的道路,不仅要发掘先贤、弘扬先贤,也要激励今贤、催育后贤。我省许多地方业已都把历史文化资源视为县域的核心竞争力,通过不断保护、挖掘和弘扬,成为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关键是在今后的工作中,把乡贤文化研究工作的“规律性”和“时代性”相结合,把“创造性”和“继承性”相结合,把“创新精神”和“工作实际”相结合,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做法,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途径、打造新载体,开创新局面,使我省文化建设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和境界,最大限度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进而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上的滋养和动力的源泉。(戎章榕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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