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闽台关系

    1 8 4 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始。此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纷纷侵入中国。台湾与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外国资本主义侵人较早，所受的祸害也较深。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输入廉价的工业品，大量倾销从东南亚国家掠夺来的大米和布匹，闽台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也遭到破坏。台湾地区向来不产棉布，当地人民所需的棉布多从大陆运来。泉州的白布、福州的绿布等，一向畅销于台湾。但在五口通商后短短的不到3年时间里，洋布、洋纱充斥厦门市场，“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同样，与厦门只有一水之隔的台湾棉布市场也被洋布夺去，造成福建纺织手工业者大批破产。台湾盛产稻米，每年供应祖国大陆沿海居民不下八九万石，但到了1 9世纪4 0年代末，由于大量的洋米在我国市场上的倾销，台米市场为洋米占据，一般人“食洋米而不食台米”，台湾稻谷价格降至每石五六钱，仍找不到销路，造成农业生产凋敝，大批农民破产。

　　1 9世纪6 0年代至9 0年代，面对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台湾人民一方面与外国侵略者作坚决的斗争；一方面辛勤劳动，使台湾地区的社会经济仍有较快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福建等地迁往台湾的居民仍然逐年增加，表明台湾的开发方兴未艾。1 8 4 1年，议垦埔里社。咸丰元年至五年(1 8 5 1--1 8 5 5年)，淡水人黄阿凤集资募众2 2 0 0余人，往垦台东岐莱(花莲港)，同早先“已至其地"的汉人一起，开荒辟土，“居者千家，遂成一大都聚”。咸丰五年(1 8 5 5年)，凤山县人郑尚至卑南(今台东)与高山族贸易，并教以耕耘之法，得到高山族人民的欢迎，并“以师事之”。除了民间开垦外，清政府也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垦殖措施。并在厦门、香港、汕头等地设招垦局，正式招募大陆人民赴台开垦，给应募者以种种优待，如渡台费用由官方发给，开垦期间每日给予口粮，每名授田一甲，并供给耕牛、农具、种子等，3年之后才课以租税。光绪十二年(1 8 8 6年)，清政府采纳巡抚刘铭传的建议，设立台湾抚垦总局，以刘铭传兼任抚垦大臣，台湾人林维源为帮办，分全台为三路，分区设局。自埔里以北至宜兰为北路，以南至恒春为南路，台东一带为东路。设大科嵌、东势角、埔里社、叭哩沙、林圮埔、蕃薯寮、恒春、台东等局，下设若干分局，主持土地开垦和有关高山族的各种经济行政事宜，开垦事业获得很大发展。

　　为了加强海防，防止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清政府于1 8 8 5年1 0月决定将台湾设为行省，下设台湾、台南、台北三府及台东直隶州。1 8 8 8年3月，刘铭传启用“福建台湾巡抚”关防，台湾建省最终完成。这样，台湾就成为当时全国行省之一了。台湾虽然改建行省，但是仍称为福建台湾省。1 8 9 4年，台湾又增设南雅厅。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台湾共设有3府(台湾、台北、台南)、1直隶州(台东)、6厅(卑南、花莲、埔里社、南雅、基隆、澎湖)、1 1县(淡水、新竹、宜兰、安平、嘉义、凤山、恒春、云林、苗栗、彰化、台湾)。

　　近代台湾的发展并迈向近代化之路，与大陆的洋务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1 9世纪7 O年代中期至9 0年代初的近2 0年内，经过当时主持台湾新政的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的不懈努力，台湾的改革与建设取得初步的成效，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沈葆桢于1 8 6 6年至1 8 7 4年任福州船政大臣，督办福州船政局。1 8 7 4年他渡台筹办海防，采取种种措施，开启了近代台湾改革、建设的步伐。光绪元年正月初十日(1 8 7 5年2月1 5日)，清政府正式废止内地人民人台耕垦的禁令，这是大陆与台湾交流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招募移民到台开垦，沈葆桢在台湾设立抚垦委员，管理开垦政务，给予应募者种种优惠条件，并先后在厦门等地设立招垦局，招募大批大陆移民赴台垦殖。沈葆桢所采取的措施使台湾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 8 7 5年8月，沈葆桢离任，台湾政务由福建巡抚王凯泰兼理，不久王凯泰去世，由丁日昌继任。丁日昌清楚地认识台湾在东南沿海海防中的重要地位，赴台后提出购铁甲船、练水雷军和枪炮队、修造新式炮台等建议，以加强海防；还主张修铁路、架电线、购机器，硫矿煤油樟脑茶铁诸利，亦应逐渐招商开拓，或借官本，或集公司，以图拓展台湾的洋务事业。1 8 7 7年1 O月，台南至安平、旗后的陆上电线架设完成，计4 7．5千米，同时设立台南、安平、旗后电报局，于11月对外营业。这是我国自办的最早电讯业。

　　丁日昌把奖励移民作为治台的一项重点工作。他提出“抚番”开山善后章程2 1款，改善了原住民和汉族移民的关系。为进一步招募移民，丁日昌继续在厦门、汕头、香港设立抚垦局，官方派船接运移民，允许移民携眷人台。移民人台后，还配给耕牛农具和房舍。丁日昌不仅提倡垦荒和种植粮食作物，还鼓励和组织种植经济作物，开采矿产。

　　在近代台湾发展史上，沈葆桢是近代化道路的开拓者，丁日昌继起筹划并积极落实，而刘铭传则进行了更广泛、更大胆的改革和实践。他为了巩固清政府在台湾的统治，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修筑炮台；修建军械机器局；架设电线；实行新法采煤；修筑铁路，开凿山路；开办新学堂等。此外，刘铭传还成立轮船公司，开辟上海、香港、西贡、新加坡等航路；设邮政局，办官医局、养老院等。至1 9世纪末，在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台湾开发地区已从西部平原扩大东部偏僻的山区，开发面积占台湾地区土地的80％以上，还出现了台北、基隆、高雄、台南四大城市，台湾成为一个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较发达的省区，成为祖国东南的国防屏障。

　　 1 8 9 4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腐败的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中对台湾、澎湖作了两点规定：一是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各附属的诸岛屿，并将该地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二是双方于条约批准后，各派员至台湾办理交接，并限条约批准后两个月交接清楚。当割台的消息传出时，神州陆沉，风悲云怒，全国各族人民群情激愤，痛斥卖国贼，反对割地。当时正在北京会试的全国应试举人康有为，邀集1 8省举人1 3 00多人签名上书，主张迁都抗战。在京的台籍官吏、举人，也联名上书都察院代奏：闻朝廷有割弃全台之说，“数十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脑涂地而元所悔。”年逾7 O岁的高山族人士胡盛兴，毅然投笔从戎，返回台湾，深入高山族地区，组织民众，“诱击倭兵，半年杀过百”。清朝政府里的一些爱国官吏，反对割地的封章电奏不绝，从4月中到5月初，各级官员反对割台奏章1 4 0件，签名者达千人。4月2 5日，台北鸣锣罢市，民众拥围巡抚衙门，哭诉死不属倭，宣告饷银不准运出，军械不准停工，税收留供抗敌。台湾士绅也致电清政府反对割地，丘逢甲等联名血书陈奏，要与台湾“共存亡”。

　　此后，台湾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从1 8 9 5年6月起，台湾军民经过5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大小1 00多仗，抗击日本3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日本侵略者3 28 1 5人。日本近卫师团有一半被歼，侵台日军头目北白川能久中将、山根信成少将毙命。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各族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英勇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

　　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为殖民地社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原料来源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日本殖民者以各种手段攫取台湾的资源。日据时期，台湾对外贸易的地区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甲午战争前，日本与台湾的贸易微不足道，台湾主要贸易对象是祖国大陆，但是战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统计，到了1 9 1l一1 9 4 5年间，输往日本的货物占台湾出口值的7 7．9％，自日本输人的货物占台湾进口值的7 0．8％，而祖国大陆则分别降为6．2％和1 3．2％。1 9 1 0年之后，台湾输出贸易对日依存度平均在8 0％以上，进口贸易对日依存度也在6 0％以上，表现了严重的附属性。尤其是1 9 3 7年，台湾对日贸易，分别占出口的9 3．2％和进口的8 6．3％。日本帝国主义还在台湾实施殖民地教育，对台胞实行“愚民教育”，强制推行差别教育制度和同化政策等，妄图使台湾人民成为他们顺从的奴仆。

　　从1 8 9 5年到1 9 4 5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统治台湾的5 0年，也是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5 O年。在这期间，台湾各族人民坚持不懈地抗击侵略者，“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抗日的烽火燃遍台湾岛。1 9 4 5年，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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