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台有惊无险，外游迪化街

一

　　台北的街道除了忠孝仁义礼智信之外，多取用一些大陆的省市名称来命名的，很类似于网络中的镜像，大陆的镜像，这镜像给你的感觉是悠远的，怀旧的，甚至还有些哀怨。就像一首歌中唱到，“人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缝着绣花鞋云云”……很像是这样。

　　迪化街很像也是这样的一条街市。

二

　　昨天朋友来喝茶，说，这次到台北展出，有没有什么可以写的。

　　他所指的展出，是星期五画派在台北时空艺术会场举办的《跨越·台北——星期五诗人画展》的展事，这展事是由台湾的贤志文教基金会邀请的。

　　邀请者为马英九的艺术顾问李锡奇，基金会的干事长唐经澜，以及基金会的董事吴安安。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被邀请者为星期五画派的的主要成员：比如严力，宋琳，吕德安，王艾，曾宏，孙磊，宇向，许建声，大荒。

　　展览时间为2013年4月19日至4月21日，地点在台北时空艺术会场。

　　原本约好大家一起去的，临了因为种种原因，只剩下孙磊，宇向，曾宏，建声和我，而且更为曲折的是宇向和孙磊，因为孙磊临时脱不开身，便由宇向单独前往。记得临出发前的晚上，孙磊电话，带着很焦虑的声调说，母亲住院了，怕是去不成了。

　　我一听说母亲两个字，本能的便想到自己的母亲，也是什么时候说病就病的，于是我便宽慰孙磊说，别太紧张，先将母亲的事情办好再说。

　　台湾去了三次了，每次都是从松山机场出来的，因此想当然的便也认为他们是在松山机场出关。便和孙磊说，没关系，宇向到了叫她等我们一起出来。

　　我们福州出发的走的是小三通，也就是从厦门坐船到金门，再坐飞机到台北，这样，既省钱，又有个坐船的体验。

　　我们一行人刚到金门，台湾朋友的电话就来了，一出口就大骂我糊涂，说济南的飞机怎么可能和金门来的降落在一个机场呢，一定在桃园机场的。说着急匆匆的安排人到桃园机场接宇向去了。

　　我还是云里雾里，不知道这分别在哪里，本来这样的一场活动由我来安排联系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的，奈何这事情是我挑起的，想躲也躲不开的。

　　当我们从金门坐飞机到达台北，刚打开手机，宇向的电话就来了，那声音很像戏剧中青衣的腔调，说，大荒，我出不来了。

　　一会，在机场外面接地的朋友也电话来，说，宇向出不来了。

　　一会，贤志文教基金会的也来电话，说，大荒，这事怎么办呢？一半的画都在宇向手里，现在出不来，而且，原定讲座的孙磊也来不了了，还照常开展吗？

　　我想，这是我近年来最狼狈的一件事了，台湾的朋友急，出不来的宇向急，来不了的孙磊急，我不能再急了。

　　我到旅馆，放下行李，说，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吧。

　　吴安安说，当然。便带我们到就近餐厅吃泰国餐，那是什么街什么店已经记不起来了。我一边走，一边和宇向挂电话，宇向说孙磊决定先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马上定下一班的飞机飞台北。

　　我一听这么说，心里便松了一些。

　　我问边上的安安，今天还有济南来的飞机吗？

　　安安忽的停住脚步，拿出手机，在屏幕上摸来摸去，说，一天只有一班。

　　啊！那只有明天了，我想。孙磊打算来就一定会来的，要是明天过来，宇向不是要在机场呆一夜吗？在机场椅子上呆一夜？天哪，这很像好莱坞的一部片子，说是有个人因为什么原因不让出机场，那人又不愿意回去，于是便呆在机场里，用机场的洗手间，吃机场里的零食，然后找个角落将椅子围合成一张临时的床，可那是男人，小年轻人，而宇向可以吗？

　　那一餐的泰国菜我只是狼吞虎咽了一番，因为肚子太饿了，什么味道也没有吃出来。

　　朋友问，究竟什么原因出不来呢？

　　我说，机场的意思很像是，怕一个女人单独来台湾，私奔嫁给台湾的农民的。

　　朋友哈哈的笑着，说，不是农民，是荣民，光荣的荣。

　　福州人是分不清“农”和“荣”的，包括台湾海关的人员说“农”和“荣”的时候也一定口齿不是很清楚的，因为宇向过后说，那海关说我要嫁给台湾的农民，太可笑了。

　　朋友说，那些荣民都是七老八十的单身的退伍老兵，简称荣民。

　　傍晚，宇向来电话了，说，孙磊买了第二天的飞机。

　　我说，太好了。

　　傍晚，宇向来电话了，说，在机场里找到一家旅馆，只是有些贵。

　　啊，机场里还有旅馆，这也太难得了，是什么样的？我问边上的安安，安安说，没听说呀，会不会是过境旅馆？

　　晚上依旧是接风的大餐，只是大家所谈的，居多围绕宇向孙磊的事件，觉得台湾海关的政策似乎有些荒谬。

　　那晚，朋友来了很多，有创世纪诗社的老诗人们，有台湾的画家们，这些朋友多是旧年熟知，大家你一杯我一杯的，喝的依旧是金门高，和以往不同的是，因为孙磊和宇向的缘故，便觉得有些寂寞，又有些高兴，没一会儿，便习惯的摸摸自己的脸，还觉得是自己的脸，可是醉了。

　　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刘登翰师看到我一直醉，便说，记住，每次喝酒的时候，摸摸自己的脸，感觉不是自己的脸的时候就不要再喝了。

　　可我每次喝醉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摸自己的脸，每每也还觉得是自己的脸，看来各人的触觉是不大相同的吧。

　　那天我又醉了，我靠在沙发上呼呼的睡了，不知道宴席什么时候结束，本来约好的第二场酒会因了我的醉去也作罢了。

　　第二天，还在宿醉的时候孙磊来电话，说要登机了，说宇向的电话不通。

　　我又睡了，一会，接地的朋友电话来，说，怎么时间到了他们的电话都打不通了？

　　我说，你认得他们吗？

　　朋友说，不认的。

　　我说，好办，孙磊的特征很明显，扎着马尾辫，留着大胡子，如果下巴没有胡子，上嘴唇的胡子一定还留着。

　　朋友哦的一声挂了电话。

　　这两通电话把我的睡意全打消了，起来漱洗了一遍，挂了宇向电话，不通，挂了孙磊的电话，不通，挂了安安电话，不通。天空一下子又黑了下来。

　　再挂，还不通。

　　又挂，仍不通。

　　曾宏和建声都是第一次来台北的，说去101看看。

　　我说，好呀。

　　一路上，我还是这个那个的挂着电话，不通，就是不通。

　　101是台湾最高的楼房，一百另一层，如果一层按三米计算的画，也有三百多米，横在地上，三两步就走到了，可竖起来的时候，那高度着实吓人。我们上了96层还是98层来着？那里有一个大球，巨大的球，四周牵着很粗的缆绳，据说是为了平衡整栋大楼用的，风吹动大楼的时候，球在动而大楼居然不动，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太奇怪了。

　　这时，安安电话来了，说，他们快到旅馆了，你们在哪里？

　　我说，接到啦？我们这就回去。

　　我忽然有种云开雾散的感觉，不仅画展可以如期举行，而且原定的讲座也可以如期了，我忽然想感谢台北的海关，感谢宇向的一夜的辛苦了，虽然这感觉有点残忍。

　　和孙磊宇向的见面是在去年的青岛《呼应的海》的展览上，那次也是孙磊策展的，一晃又是半年，时间真快呀。

　　回到旅馆见到他们俩，感觉隔了一个世纪，想说一些客套话，可怎么也说不出了，只说，你的头发剪了吧，怎么不扎辫子了？还好，胡子还在。

　　孙磊说，呵呵，要扎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