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创作感悟,向明老师对新诗批评也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对那种玄虚的、言不及物的诗歌批评向明老师称之为“批评的堕落”。我注意到“今天”论坛上向明老师有一篇题为《假如诗是游乐场一一谈诗与常识》的文章,该文以大陆诗人余怒《守夜人》一诗受到多方追捧为例,谈到了自己对此诗的不同理解。向明老师认为,这不是一首高深难懂的诗,更不是一首意象繁复到令人要削尖脑袋才能进入的诗。向明老师进而进行了文本细读,他认为本诗写的就是一个人午夜在蚊帐里遭遇一只苍蝇的经过。然而(请注意向明老师的“然而”——笔者),然而我们的已知的习惯和最普通的常识会提醒我们,苍蝇在漆黑中,在空间有限的蚊帐里是不会飞起来的(苍蝇有飞蛾的习性,在亮处才活跃),更不可能飞得翅膀振动发出“嗡鸣”。苍蝇不吸血,顶多爱逐臭闻来闻去令人讨厌。如此一来,这整首诗的描写叙述过程虽还精彩但不合理,根据常识的验证且是极为荒唐,令人有诗人没知识胡搞骗人的感觉。
我不知道余怒本人有没有读到向明老师此文,若读到的话会做何辩解。我却是从向明老师如此详尽的分析中感受到老先生的认真与执着。如果向明老师知道余怒的写作确实追求的就是反逻辑、反常识、超现实的话,是否就能对余怒此诗有一个认同?当然我觉得要向明老师认可余怒此诗还是有点难度,因为向明老师说过,不应以“超现实”为理由对诗的晦涩难懂、不知所云开脱。
向明老师1928年出生,当兵后离开故乡长沙,1949年随国民党去往台湾时才21岁,孑然一身,举目无亲,“除了想到要怎样活下去,哪里会做写作的梦”?在接受《蓝星》访谈时向明老师如此答道。年轻,并且没有高学历,只初中念到二年级的向明自觉没有任何谋生本领就只能在军队苟活,这样的人生是不行的,于是“就在军中苦读,偷出营外读补习班,同时也开始写作投稿《蓝星》诗刊”并成为“蓝星诗社”一员。
也正是在这个访谈中我获悉向明老师快到60岁才脱离军队,从军中退伍后才得有自由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学,这为解开何以大陆对向明老师的了解不如前行代其他诗人提供了答案。如同前行代诗人大都写得一手好的乡愁诗,向明老师的第一本诗集《雨天书》(1959年出版)也收有许多写乡愁的诗。说到乡愁,向明老师是直到1988年才有机会回到故乡长沙,其时父母双亲因屡遭政治运动的冲击,已先后去世,家里境况惨淡。现如今大陆改革开放,经济状况大为改观,向明老师长沙家人的生活甚至比他在台北还要富足,甚感欣慰。
对向明老师,《新京报》记者吴亚顺有一文记录了他2015年4月份的北京之行,借用其文标题,向明老师的人、文风范确乎可谓“绵里藏针,终成儒侠”。文/安琪[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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