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启动海上丝路申遗项目

　　“海丝”起点引发泉州的外贸繁荣

　　一幅“梯航万国”的画卷从泉州铺向世界，表明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据《诸番志》记载，从泉州输出的商品，除瓷器和丝绸外，还有米酒、粗盐、网坠、乌铅、铁鼎、铁针、绢伞、藤笼等等，不一而足。追溯历史，从东亚的高丽、日本，到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南亚和西亚诸国，都是昔日泉州人海上涉足的地区。陈高华在《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写道：“泉州至高丽贸易的商人最多一次达150人以上，到高丽的泉州商人约在千人以上。”而据日本的《长崎荷兰商馆日记》记载，安平商船经常出没于长崎港，如崇祯十三年（1640）6月26日、7月1日、7月4日，就有安平商人的3艘货船开到长崎……

　　由于泉州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引发了泉州的外贸繁荣，并使泉州成长为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其中，以聚宝街、青龙巷最为繁盛。聚宝街的南面为晋江北岸，虽然据说只有3米宽，但“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满市珠玑醉歌舞，几人为尔沉酣”的描绘，可见当年聚宝街热闹景象。

　　与此同时，青龙巷内除设有许多供各国商人兑换货币的当铺以外，还有明朝政府专为琉球通商设置的“来远驿”，用于接待番商，相当于现在的宾馆，当时泉州往来的客商之多可见一斑。

　　泉州拥有深厚海洋文化，历史上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到泉州经商、传道、行医等等。他们有的是传道讲经的高僧，例如印度名僧拘那罗陀。据史料记载，公元565年，拘那罗陀在刺桐港九日山的延福寺，一边翻译着《金刚经》，一边等候季风，南航马来半岛。作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的拘那罗陀，在华期间共翻译佛经49部、142卷，九日山上至今犹存拘那罗陀“翻经石”古迹。

　　此外，还有意大利商人雅各在他的游记《光明之城》中写道：“人群中，不但有土生土长、操着本地口音的泉州人，还有身材高大、头发金黄、高鼻深目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中，有法兰克人、亚美尼亚人、英国人、犹太人……在这座城里，他们有自己的客栈和仓库，与本地居民和平相处。”这些外国人的进入不仅带来了各种不同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不同的思想文化，为泉州这座城市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基础。

　　海上丝路：为泉州提供一个历史契机

　　从历史前提条件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给泉州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史载：“当时泉州港中有大船百余艘，小船不可胜数，这里出产的绸缎，较杭州及大都更好。”足见当时泉州的繁荣景象，这也正是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典型表现。为此，世界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称泉州港为“世界第一大港”。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元政府于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在泉州、庆元等地设立了市舶司，即专门用来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基于这样一个有序的管理，国际贸易范围更广了，出口的商品更多了。沿着这样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无疑扮演了陆路和海路的中转站的角色。

　　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介于上海和湛江两大港口之间的海岸线中段。大陆海岸线蜿蜒曲折，多海湾良港。正是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由于泉州港就在晋江的入海口处，不冻、不冷、不淤、避风港湾宽广，正是这种有利的地理条件，让泉州港辉煌一时。

　　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当时东西洋间一系列港口网点组成的国际贸易网，在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国境内主要有泉州、广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专家认为，形成主因是中国南方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内部往来不易，地方诸侯也需海外资源交易以维持统治，东南沿海可以借助夏冬季风助航更增加了海路的方便性，因此古代中国沿海很多地方都有此项交流，最早可追溯至汉代。 唐中后期，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受阻加之同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已转到南方，而海路运量大成本低安全度高，海路便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主通道。特别是宋朝商业科技高度发展，指南针和水密封舱等航海技术的发明和之前牵星术、地文潮流等航海知识的积累，加上阿拉伯世界对海洋贸易热忱，使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空前繁盛。(文/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