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台湾作家翻译的两本书

　　三个文本比较，我最喜欢的还是无名译者。他/她干脆利落用一个“死”字，有种咬牙切齿的狠劲，“分外精彩”的“分外”，读音效果也充满果决和坚定意志。经典重译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读者总会忍不住如我一样想比对一下，如果他/她恰好读过不同译本。

　　陈张译本的《精灵》在其他译本里都翻译做《爱丽儿》（陆译名，有的译者译为《艾丽尔》），爱丽儿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精灵的名字，陈张此译也无误。相比于陆译本，陈黎、张芬龄译本对普拉斯迷而言有两个很重要的数据：1，作为序言的陈黎、张芬龄关于普拉斯生平、诗作的评论，这篇题为《瓶中精灵》的长文尽显陈张对普拉斯的熟稔、体察和精准的解读，评论才华堪比普拉斯的写作才华；2，弗莉达·休斯关于母亲普拉斯的访谈，她对母亲和父亲的评价。这是其他普拉斯诗选读不到的。

　　台湾诗人陈黎本身是一个优秀的现代诗写作者，以我对他的阅读，当也是欧美派，他和张芬龄近年在大陆合译出版了诸多诗歌译着均广受读者欢迎，原因自然与他们的译着能准确传递作者的诗意有关。细读《精灵》，才发现普拉斯喜欢用疑问句、设问句，这让她的诗看起来像内心独白，确实普拉斯本就是自白派重要成员。普拉斯的比喻极妙，像“大如图钉的蜜蜂”，像“一张结婚蛋糕的脸”，像“月亮将手放在我的额上，/护士一般，面无表情，沉默不语”。普拉斯经常把一个词强调说两次或三次以加重语气和情感。普拉斯31岁即死于煤气自杀，正当青春，她诗中激烈的情绪和对死亡的向往，大抵是青春中人都曾有过的。青春是一道坎，青春之坎由自杀冲动构成，大部分人都能跨过，有一部分人跨不过，譬如普拉斯、譬如海子。我们对他们的喜爱源自我们也曾在青春这道坎前彷徨过，我们喜爱他们，就是喜爱曾经的自己。

　　翻译是一项艰辛而危险的活

　　我一直还是习惯称希姆博尔斯卡，但在今日媒体，辛波斯卡已完全替代了希姆博尔斯卡证明了陈黎译本的受众之广和影响力之大。家里曾购有红皮本的《呼唤雪人》，林洪亮翻译，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2000年出版。记得我也是读完的，对其中一首《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印象很深，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句式，“一条鱼”怎么怎么“另一条鱼”，模仿者很容易引申，“一物怎么怎么另一物”，本书并未收入此作。屡次搬家，已找不到《呼唤雪人》了，不然我很想拿两本译作来做个比较。由此我想到翻译确实是一项艰辛而危险的活，艰辛指的工作过程，危险则在于谁也不能保证你的译本不会在哪天被取代。远一点，现代文学史上冰心翻译的泰戈尔、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已被当代翻译家伊沙和赵振江重新翻译过了。近的就是陈黎对林洪亮的取代（“取代”这个词不好听，但事实基本如此）。现在我脑子里只有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草婴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好像还没人去碰，朱生豪和草婴提供了一个翻译秘密：要全力以赴翻译一个人，这个人最好是巨匠，有庞大的创作量。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翻译家主攻《追忆似水年华》，我读过的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分属不同译者，虽然译得很棒但我一个译者都记不住。

　　《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又一次确证了一个译界法则：优秀的诗人总能译出优秀的诗作。从我读过的陈黎两个译本（另一本《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巴勃罗·聂鲁达，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我尝试着下此断语：这是一个内心特别柔软、神经有点过敏、感性非常发达、形象思维丰沛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所翻译的作品自然诗味浓厚，是真正的诗的译本。我也曾读过非诗人翻译的译作，干枯、僵硬，读之如同嚼蜡。

　　事实上读译着就是读译者，对读者而言，有没有符合原著并不很重要（主要指的诗这个文体），重要的是必须“诗”（这是我的观点，别人不一定认同）。当然，辛波斯卡的诗内容上应该不会有让人译错的地方，她的诗作总体上是明晰的，她擅长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到写作的素材譬如衣服、履历表、桥上的人们，等等。她也擅长写虚，譬如奇迹、然而、寓言，等等，照理有这样超强写作能力的人应该产量颇丰才对，奇怪的是辛波斯卡恰好产量极少，少到可以与特朗斯特罗姆媲美。重读辛波斯卡我发现她真的影响了不少中国诗人，譬如，“我说出什么词，然后就怎么样”，至于那句“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早成格言了以至于我看到中国诗人诗中出现“偏爱”二字就马上产生不良反应。（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