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溪时代走向闽江时代——闽清县委书记陈铁晗、县长肖华访谈录

　　黄金时代的思考

　　梅溪新城的开发建设，对于用地局促、空间紧张的闽清城关而言，不仅实现了城市形象的提升，而且也标志着闽清将由梅溪时代走向闽江时代。

　　当陈铁晗书记无意中流露出这么一句生动形象的话让我怦然心动，这与浙江杭州的提法“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以建新城的经济运作方式并非始于杭州，早年青岛、大连已尝试在先，随之这一模式被推广开来。如今几乎每一个大城市（甚至县城）附近都搞有一个新区，其规划占地和人口甚至于远远超过老城区。这是被视为拉动GDP的最有效的一个经济模式，当然，也有人说是“造城运动”。

　　然而，时至如今还是造城的“黄金时代”吗？我与陈铁晗书记进行了探讨。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央提出加快新型城镇化，这是大势所趋，也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推进城市和小城镇建设是扩大内需、拉动投资、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但中央还强调，要坚持协调发展，统筹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努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专家业已发出“城镇化不等于造城运动”，“新型城镇化须高度警惕造城运动”等忠告，这是因为不少地方都有新一轮“造城运动”的冲动，比如媒体对延安市当下的“削山造城”就颇有微词；还因为以前的“造城运动”已出现不少问题和后遗症，成功范例固然有钱塘新城，但反面教材也不乏大同的“名城复兴”。

　　钱塘新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起步早，赶上造城的黄金时代。陈铁晗这一观点是有事实依据的。回来后，我查阅资料，2001年7月1日，杭州大剧院在钱塘江畔钱江新城未来的核心区破土动工，标志着钱江新城开始兴建。

　　而闽清启动“三城”联动，则整整晚了杭州10年。10年，是一座城市发育壮大的成长期。晚了10年，是否错失造城的黄金时代？尤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今天，这种经济模式是否还可持续？

　　将“三化同步、三城联动”作为闽清发展战略的核心，其指向是明确的，是符合中央的精神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对此，陈铁晗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全县271个村，三年来她全部到过，有的村庄不足百人，怎样将这一部分人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推进城镇化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城镇化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因此，闽清在提出“三城联动”时，就注重产城互动。因为有了产业才会有人，所以三座新城规划都划出了产业发展空间，注重人的城镇化。2012年7月11日，由福建东桥万国钟表城有限公司与闽清县政府签订东桥表业产业园区投资开发建设合同。这是200多家年总产值超80亿元的深圳东桥表业产业链成功回归，这也是我省第一个整体产业链回归项目。

　　实际成效也证明，“三化同步、三城联动”促进了闽清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表现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产的比重有所下降，三产比重略有上升，特别是二产中的建筑业发展强劲，三年来建筑业产值年增长41.5%，目前建筑企业数量、建安产值比2011年增长3倍以上，2014年前三季度，建筑业产值163.14亿元，比增94.1%，年底可望达到220亿以上。另一方面，财税结构更趋合理，随着“三座新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三产比重在地方级税收收入中占50%以上。建筑业、物流业回归步伐加快，这些总部经济也为闽清地方级税收贡献达30%。更令人欣慰的是，目前闽清农民的65%收入来自打工，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当然，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陈铁晗表示，我们已作一些微调，不再三座新城平均发力，而是集中力量先抓好梅溪新城；不鼓励搞大面积房地产开发，重点在产业的培育上；尽可能降低居住成本，聚集人气……发展转型，大势所趋。采访期间，适逢陈铁晗根据组织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两个月。她说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首先是加强党性锻炼，其次向老师和同学请教，怎样依靠结构优化、效率提高、创新驱动寻求突破，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适应与引领做一些深入的思考。

　　陈铁晗书记、肖华县长最后都表示，将坚持“三化”同步、“三城”联动，充分发挥好闽清作为福州中心城市的特色经济承载区功能，作为福州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作为福州中心城市绿色屏障功能。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好闽清的实业，推动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一手抓城镇化建设，将加快城镇化建设作为闽清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打造各具特色的城镇群，吸引高山边远地区人口向中心城镇集聚，带动工业和农业集约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同时，坚持走生态发展之路，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福州上游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更加注重发展绿色产业、环保产业，努力实现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闽清。（戎戒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