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圩古渡口的时空转换

　　二

　　1984年3月6日，一位领导同志来到新圩古渡口。他依台阶而下又转身而上，盘恒少许，发现唯一留有记忆的是渡口边上的古榕树。转身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渡口不是有两棵古榕树么？

　　华安县陪同的工作人员不由一怔，这位领导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

　　不容多想，连忙回答，有一棵前些年枯死了。

　　仅存一棵是典型的闽南小叶榕，没有气根，郁郁葱葱，据说树龄已有200多年，见证了古渡口的变迁。

　　这位领导似乎并不在意古榕树的存亡，他一手搭着古榕树，眯着双眼远眺九龙江，沉吟半晌，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勾起他内心深处的记忆······

　　1933年，15岁的他随母亲从连城转辗反侧，沿漳平来到新圩古渡口，在一个丝绸老板和一个小伙计接应下，上船顺江而下，驶向月港、厦门、上海，并最终走向革命旅程。

　　也许触景生情，也许感慨万千，他在古渡口情不自禁地给身边人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路颠簸，抵达上海，一家人团聚在维尔蒙路上。两个月后，他便去南京念书。读书期间，参加了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以流亡学生的身份，到过武汉、桂林。后在李克农、廖承志的帮助和安排下，他由香港辗转到苏北盐阜地区，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民运工作，并任阜东县（今滨海县）三坝区党书记。从此，他与父母失去了联系。

　　解放后，他和他的父母都在相互寻找，未有结果。这是因为他和他的父亲在白区读书和工作时都改了名字，尤其是他的父亲“梁明德”，不但改了名，还换了姓。

　　建国初期，在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梁明德，委托当年一起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老战友、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代为在华东一带寻找他的儿子。曾希圣找了一年也没有发现梁明德儿子的任何线索，他便将任务交给闽西人的团省委书记。

　　无巧不成书。曾希圣曾率一个工作组下乡蹲点整社，团委书记也是工作组成员之一，正好与曾希圣同住一户农家。晚饭后两人聊天，曾希圣近距离发现团委书记颇像一个人，当年，“梁明德”的妻小在维尔蒙路安置后，他常扮作一个姓胡的商人跟“梁明德”谈“生意”。他的儿子讨人喜欢，每次见面总亲热地叫他“胡叔叔”，给他搬椅子、递茶。当然，他每次登门也少不了带些糖果点心。经过几个细节的询问核实，曾希圣不由分说地哈哈大笑，对团委书记说：“你仔细看看我像不像那个‘胡叔叔’？”

　　团委书记猛然忆起，脱口而出：“胡叔叔！”便一把搂住曾希圣，热泪夺眶而出。随后，他终于找到了与自己离散了20多年的父母亲。

　　这个深情讲述故事的领导同志，就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的父亲是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项与年。

　　项南是莅临华安县视察指导工作时，顺道寻访了新圩古渡口。在华安视察工作期间，题写了“林山竹海”。这是华安县的资源禀赋，也是华安县的潜力所在。

　　华安县这些年立足实际，念好茶、林、竹“三字经”，秉持的也是项南老书记的理念。窥斑见豹，仅以古渡口及周边老街进行了保护性修建为例，彰显了华安县的生态建设。以水为脉，建设沿江木栈道、观江台，九龙江北溪美景一览无余；以绿为韵，利用原有生态条件，建设湿地公园，打造休闲健身天然森林氧吧；以史为魂，建设新圩古渡文史馆，对古渡口文化进行挖掘，再现水车、雕塑、古渡口标志等景观，“修旧如旧”呈现古渡口昔日繁华场景。

　　站在古渡口上，更能体会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的沧桑！人活一世，行旅一程。在匆匆的旅程中要回望当初的出发地，想一想为了什么而出发，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人的一生会有许多驿站，如果有机会回到起点收获的不止是怀旧，而是初心。“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得向多远的未来。” 

　　“述往事，思来者。”项南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1981年1月到任，1986年春离任，在福建主政5年，福建的经济增长率从全国第21位快速上升到第3位。靠的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敢为人先，在改革开放上开创了许多个“第一”：支持中外合资设立第一家福日电视机厂、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最早提出为海外侨领胡文虎先生平反、第一个向国外借贷筹建厦门机场、率先为国有企业“松绑”放权、第一个提出将特区面积扩大到全岛……，是这些大破大立的改革业绩，才使得福建从偏于东南一隅变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项南诞辰百年。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愈加感到项南当年的改革精神之可贵。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要将改革进行到底，有必要借古渡口缅怀项南，汲取改革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激发对改革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