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锺书：一生嗜书如命

　　“有恃于内，无待于外”

　　钱锺书是位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知识分子。有一次，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唯独钱先生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这只有“有恃于内，无待于外”的人才能做得到。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世杰的回忆说，他和钱先生也算有缘份。他们是无锡同乡，他60年代刚到文学所时，只能远远地看着钱中书，非常敬仰。可是两年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可笑的转变，钱锺书被揪出来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而他被命令看管他。虽然他负责看管，但他还叫他“钱先生”，说：“门一关起来，就是咱们的天下了。”他趁机向他请教，从犬儒主义，到达达主义……他问一，钱中书要答十，详详细细给我讲，获益不少。

　　钱锺书还告诉刘世杰，不能迷信铅字，尤其不能迷信洋人的铅字。并随手拿起一本当时能够看到的英文杂志《新阿尔巴尼亚画报》，问刘民杰上面有什么错误。刘看了看，说它第三人称单数怎么不加“s”呀？钱锺书说，就是这个错误。刘说，要不是您说，我还以为这是一种特殊用法呢。

　　在河南明港上干校时，只要不开会，钱中书就手不释卷。在干校里，他怕自己长期与外界脱离，荒疏学识，每有心得记下来，就用古文写一遍，下面再用英文写一遍，下面再用德文写一遍……

　　刘世杰回忆我印象最深的这样一幕：那时他们四、五十人挤住在一个兵营的房子里，房子很老、很大、很高，上面悬着一只非常昏暗的灯泡。晚饭后，大家下棋的下棋，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突然，大家发现，钱中书站在灯底下，在看一本字非常小的英文书。光线很暗，而老先生已经60多岁了，眼睛也高度近视。大家非常感动和惭愧。这就是他为什么博闻强记。

　　人民网 “杨绛讲述《我们仨》” 中有一段话可以大致猜测钱钟书在文革中的际遇：他们这个家对外界的纷乱似乎有一种过滤的功能，无论面临什么政治风暴，各自的工作在家里照常持续。反右期间，杨绛完成了《吉尔·布拉斯》的翻译，还写了研究《红楼梦》和李渔的论文。“文革”期间，钱锺书完成了《管锥编》，杨绛完成了《堂·吉诃德》的翻译。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的时候，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就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